醒覺大勢頭

戈登達夫（Gordon Duff）2025年4月8日

《發明的連續性：虛構的血統與歷史神話地緣政治》

本文以異端的觀點為起點：我們對民族延續性的許多信念並非歷史事實，而是精心構建的神話。數個世紀以來，政治政權和意識形態體系編造家族血系的敘事，以為征服、殖民主義和精神優越性提供合法性。
在此虛構中，鮮有像現代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ry）與聖經時代古以色列人之間的所謂不間斷血統那樣，擁有如此深遠且災難性的影響。
這一論點長期以來受到壓抑，並非對身份的攻擊，而是對合法性的質疑。當血統變成法律，當神話提升至超越考古學、基因學和歷史學檢視的地位時，真理便變成叛國。
內容不僅僅是對民族主張的解構，而是對祖先武器化的對抗，以及建立在故意偽造歷史之上的敘事所帶來深遠地緣政治後果。
這是關於可薩暴徒、錫安主義、羅馬以及虛假記憶相連的文明的興衰。它講的是權力；如何發聲、如何隱藏、如何將自己命名為神聖以避免審判。最終，它關乎通過恢復記憶而非抹去質疑者的方式，實現歷史的和解。

【第一章】延續性的虛構
本章介紹核心論點，即現代民族身份，特別是在錫安主義地緣政治中所使用的身份，並非來自於不間斷的祖先傳承，而是故意歷史虛構的產物。
這些所謂的「發明的延續性」服務於帝國主義目標，通過訴諸祖先來合法化國家治理、領土主權和道德例外主義，而祖先的血統往往是政治上構建而非基因或歷史上的實證。
可薩帝國的案例是這一論點的核心。在中世紀時期，位於黑海與里裏海之間的突厥草原政體；可薩帝國的統治階級皈依了猶太教。
這並非一次大規模的精神醒覺，而是一次地緣政治的決策，旨在為了維護主權而在基督教拜占庭帝國與伊斯蘭阿巴斯王朝勢力範圍之間採取的戰略行動。當可薩國崩潰時，其精英並未消失；相反，他們向西遷徙，最終促成後來成為歐洲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群體的形成。
如果這一假設是正確的；而近期的基因學、語言學和遷徙證據顯示它可能是；這就意味用來為以色列國建立辯護的主導歷史敘事，並非源自於古代猶太人直接的血統傳承，而是為政治目的所設計的構建家譜。
1）發明的延續性與政治神話
本批判的理論框架源自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提出的「發明的傳統」概念。在《傳統的發明》（1983年）一書中，他解釋了國家身份如何常常不是由有機的延續性所塑造，而是由儀式化的重建所形成，這些重建服務於當代的政治需求。過去被重新詮釋、壓縮和神話化，以為當前的權力提供歷史合法性。
在錫安主義的語境中，聖經時代以色列人與現代歐洲猶太人之間不間斷的民族延續性神話構成了領土、道德與法律主張的支柱。然而，這條家譜在仔細檢視下變得脆弱。可薩的皈依中斷了這條血脈，而主流歷史學對其隱瞞或忽視，則揭示維持這種不間斷血統幻象的政治利害關係。
2）家譜、權力與錫安主義的迫切性
錫安主義從來不僅僅關乎宗教。它關乎土地、國族身份和國際認同。為了在巴勒斯坦聲稱土著身份，其建構者不僅需要文化或神學上的論據，還需要生物學上的論據；一條能將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迦南土地相連的血脈。
可薩假說威脅到了這一基礎敘事，因此它被系統性地否定、邊緣化，並且在許多圈子裏，對其進行調查被視為犯罪。
然而，幾條證據線索；基因標記、語言模式、遷徙記錄和政治行為均表明，阿什肯納茲大部份人口的祖先並非來自猶大，而是來自轉信的草原精英和同化的斯拉夫人群。雖然基因數據仍存在爭議，但可薩理論遭受的激烈反駁顯示，這更多是政治必要性而非科學共識的結果。
3）神話成為法律
當神話被法律化運作；正如在以色列基本法、猶太大屠殺賠償和聯合國憲章中所見的，任何對該神話的挑戰就成為對國家本身的挑戰。這就是家譜虛構的地緣政治危險：它將身份轉化為法律，並將法律轉化為不可觸碰的教條。
這種規模的歷史虛構使得政治政權能夠繞過正常的談判、土地共享或道德妥協過程。它使征服看似回歸，殖民看似歸鄉，抵抗看似恐怖主義。
無論可薩神話是否被壓抑，它必須被重新審視，不僅是出於對歷史真相的追求，而是因為無數人的生命、邊界與敘事如今都懸掛在其支架之上。

【第二章】可薩人的皈依與種族血脈的斷裂
1）歷史背景：草原十字路口
可薩國在中世紀早期權力更替動盪之際興起，地處具有地緣戰略價值的區域，西臨黑海，東接裏海，南界拜占庭帝國，北鄰新興的羅斯人。可薩人並非單一族群，而是多族裔的聯邦，成員包括突厥人、匈人、斯拉夫人與伊朗人等，彼此透過精英親族、貢賦體系與軍事需求結合而成。
可薩之所以能成功，關鍵在於它作為緩衝與中介國家的角色。它在伊斯蘭哈里發國與基督教拜占庭之間進行糧食、奴隸與各類商品的貿易，透過靈活的外交手段與強大的軍事實力，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
然而，隨着2大鄰國對其意識形態上的忠誠要求日益升高，這種中立立場愈加難以維持。於是，可薩統治階層皈依猶太教，成為一種戰略性的選擇，意在跳脫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政治；神學對立格局。
2）皈依的政治邏輯
多數證據顯示，可薩皈依猶太教大約發生在西元8世紀末至9世紀初之間。這次皈依不同於拜占庭基督教的宣教或伊斯蘭教的達瓦（dawah），既不具有傳教性，也未廣泛推行於民間，更非文化上的整合。
它是一種選擇性的、以菁英為中心的行動，主要侷限於統治階層及其行政體系之中。考古與歷史資料並不支持可薩廣大平民群體普遍皈依猶太教的說法。
從此角度來看，可薩的「猶太教」皈依並非出於宗教上的自然轉變，而是一種外交上的技術選擇；一種意識形態的防火牆，使可薩能在不向周邊霸權政權屈服的情況下維持自主地位。因此，這場皈依實際上是一種政治上的絕緣手段，並在之後成為象徵性身份轉變的基礎。
更為關鍵的是，此舉使可薩統治者得以建立一套法律與神學結構，而無需將主權交出給羅馬或巴格達。他們因此得以自居為第3種文明軸線；既非西方，也非東方；並進一步接入猶太教的拉比網絡、商業體系與散居社群，這些在隨後數個世紀中日益展現其戰略價值。
3）帝國崩潰後的流散與阿什肯納猶太人的起源
在10世紀可薩國於基輔羅斯（Kievan Rus'）勢力擴張壓力下瓦解之後，可薩的統治菁英開始向西流散。許多人遷徙至日後的東歐地區，包括今日的烏克蘭、波蘭、匈牙利與德國等。他們在這些地方與斯拉夫與日耳曼族群接觸，最終融合，形成今日所認知的阿什肯納猶太人。
這場流散並不只是文化現象，更具有行政與制度性的面向。原本就熟悉官僚體系、稅收制度與遠距貿易的可薩菁英，很快便在歐各地的城市與商業網絡中立足。他們所承襲的猶太信仰是透過菁英結構傳遞，並非以血緣為基礎，而是透過拉比教育、社群機構與經濟中介體系在文化上再生與傳承。
因此，阿什肯納猶太人的起源，並非源自古代猶太的故土猶太地，而是在中世紀的歐亞大陸。然而，隨着後續數世紀中的有意建構與神學再詮釋，這個以可薩為根基的社群，最終將自己塑造成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直系後裔。
4）史料記錄的挑戰
驗證可薩假說的其中一大困難，在於史料的刻意抹除與政治化。拉比文獻的沉默、拜占庭的論戰文書，以及伊斯蘭的外交信函，各自只提供支離破碎且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片段，描繪可薩宗教生活的面貌。現代的基因研究雖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結果，但尚未有定論；而史學界對此議題的詮釋亦充滿激烈爭議。
這種分歧不僅是學術性的，更是地緣政治性的。若接受可薩假說，將可能動搖現代錫安主義所倚賴的血緣敘事基礎，進而重新引發關於原住性、歷史賠償與歷史造假的倫理辯論。因此，即使是在建立於實證研究基礎上的探討，也常遭受反猶主義的指控。
儘管如此，若從整體觀點審視各項證據，其重量仍傾向於支持這樣的觀點：阿什肯納猶太人的身份並非出自聖經時代的放逐，而是源於中世紀的族群形成過程，是在可薩國崩潰與求存的歷史熔爐中鍛造而成的

【第三章】錫安主義、血統與原住性建構
1）政治錫安主義的興起
錫安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並非奠定於猶太會堂之中，而是在19世紀歐洲的沙龍、使館與金融圈中成形。赫茲爾（Theodor Herzl）、摩西赫斯（Moses Hess）與平斯克（Leo Pinsker）等人，其願景並非源於《妥拉》（Torah），而是取材自民族主義、殖民主義與歐洲種族理論的語彙。錫安主義自其誕生之初，即是一項旨在為猶太人建構現代民族身份的工程，仿效的是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運動。
錫安主義的核心目標，是為了解決歐洲所謂的「猶太問題」；亦即如何整合或排除被視為異質的族群。赫茲爾的解方不是同化，而是主權性的移置：在他處重建猶太國家，理想地點則是巴勒斯坦。為了使計劃合理化，僅靠政治言辭並不足夠；它需要一套祖源敘事，一條能經得起法律、神學與歷史檢視的血統譜系。
這正是「從古代猶太地不曾中斷的血脈」神話變得不可或缺之處。這項政治工程不能僅僅建立在現代迫害的經驗上，它必須被呈現為一次「回歸」，而非征服；是一群被放逐民族的重新聚集，而不是外來者的殖民入駐。因此，「血統」遂成為錫安主義合法性的核心樞紐。
2）神話、原住性與佔領的翻轉
錫安主義運動重新詮釋猶太教傳統，以服務其民族主義目標。它有選擇地援引彌賽亞預言與聖經意象來支持建國訴求，同時淡化強調靈性流亡或普世倫理的教義。更關鍵的是，錫安主義將阿什肯納猶太人；那些祖先數百年來生活於東歐的族群；塑造成迦南地的原住民。
這種原住性建構倚賴的是一種血統的幻象。它需要抹除歷史的細膩脈絡，否定可薩血系的可能，並預設猶太身份是單一種族性，而非複雜、多族裔的散居構成。原住地位不再取決於與土地的持續關聯或文化守護，而是轉化為一種抽象的基因宣稱與神聖天賦權利。
在這種論述框架下，巴勒斯坦人從原生居民被重新定義為障礙；成為實現預言之路上的歷史偶然。他們的原住記憶、口述歷史與土地存在，被降格為附屬於一套源自歐洲、在倫敦與紐約被神聖化的血統神話之下的存在。
3）從神話到政策：種族優先的法律體制化
這套血統神話不僅具有說服力，最終更法律制度化。以色列的《基本法》、財產法規與移民法（最具代表性的為1950年頒佈的《回歸法》）明文保障了以血統為基礎的特權，特別偏向阿什肯納與歐洲猶太人，相較之下，米茲拉希（Mizrahi）、衣索比亞猶太人，甚至塞法迪（Sephardic）社群則被邊緣化。
在這些法律結構中，血統即公民身份；基因神話轉化為官僚體系中的守門機制。即便巴勒斯坦人長久以來持續居住於當地，卻在國家法律眼中成為「非人」；而擁有可薩血統、受到血統神話保護的人群，則被賦予主權與國家身份。
即使在猶太社群內部，種族或部族出身不明確者也經常面臨制度性偏見，凸顯出錫安主義種族絕對主義的內部矛盾。因此，可薩假說不僅僅是一場學術爭論，它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挑戰整個以色列法律與意識形態身分架構的正當性。
4）結語：記憶的政治與歷史的回歸
錫安主義的力量，不僅來自軍事武力或國際支持，更根植於對敘事的掌控。透過構建一條從古代以色列通往現代阿什肯納猶太人的無縫橋樑，它掩蓋猶太歷史中那些實際存在的斷裂、皈依與同化的過程。
挑戰這套敘事，並非否認猶太人所經歷的苦難或流亡，而是堅持基本原則：唯有真相，而非神話，才能成為正義的根基。當歷史被政治所編修，正義將無從實現，而和平也僅淪為表演。
此間留下了至關重要的問題：建立在虛構連續性上的國家，是否可能擁有持久的正當性？抑或，真正的和解，必須從解構神聖神話開始，將真相回歸為主權建構的唯一可行基礎？
 

【第四章】基因辯論；科學、壓制與血統幻象
1）科學介入對話
阿什肯納猶太人起源的問題，已不再侷限於神學傳統或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隨着人口遺傳學的興起，新興工具得以驗證生物血統與祖源的主張。這些工具；包括Y染色體標記、粒線體DNA分析與常染色體SNP群集；為原本屬於推測或意識形態範疇的辯論，引入科學層面的證據。
早期的研究指出阿什肯納猶太人與中東族群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遺傳連續性。這些發現被主流話語廣泛引用，作為錫安主義血統主張的科學佐證。然而，較近期且更全面的研究如埃爾海克（Eran Elhaik）於2012年主導的；則提出挑戰，引入替代模型包括「萊茵河假說」與「可薩假說」。
埃爾海克的研究指出，阿什肯納猶太人群體與高加索地區族群（尤其是亞美尼亞人與喬治亞人）有強烈的遺傳相似性，暗示來自可薩與斯拉夫來源的顯著貢獻。他的研究一經發表，立即遭遇體制性的抵制、反猶指控，並伴隨對其研究方法與動機的廣泛質疑與抹黑。
2）基因政治：數據、審查與聲譽
對猶太人血脈的科學探究，從來不是政治中立的。在多數學術環境中，探討阿什肯納猶太人可能擁有不同祖源的研究，是一種禁忌。
這並非因為缺乏證據，而是因為這類發現帶來的非科學性後果。如果無法證明阿什肯納猶太人在生物學上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後裔，那麼錫安主義關於原住性的核心論述將受到嚴重動搖。
因此，基因研究成為一片爭議之地；同儕審查遭到政治化，學術期刊自我審查，整條研究路徑尚未驗證便被預先邊緣化。無論其最終結論為何，埃爾海克的研究都成為典型例子，說明在地緣政治壓力下科學是如何被壓制的。
此爭議的牽涉範圍不僅是以色列的法律敘事，更關係到支撐全球錫安主義機構的財政與道德架構；從賠償法案到散居猶太人的身份政治。
基因學，曾被譽為揭示人類歷史真相的關鍵，如今卻成為被選擇性援引工具：當它鞏固國家權力時便被接受，一旦與其相悖便遭到壓制。
3）種族、身份與血統的脆弱性
即便在猶太社群內，基因學也成為具有分歧性議題。關於猶太人身份的辯論，越來越反映出哈拉卡（宗教）定義與基因繼承之間的張力。例如，來自衣索比亞和印度的猶太人，其血統更多是文化上的認同，而非基因上的確立，他們在以色列的宗教和國家當局面前，經常面臨懷疑與排斥。
相反地，世俗的阿什肯納猶太人，儘管與宗教的連結較為薄弱，卻擁有強烈的歐洲外貌，通常享有特權，可以輕易進入以色列國籍及影響力的運作中。這一矛盾非常明顯：如果猶太身份是基因決定的，那麼整個族群就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外；如果它是宗教或文化上的，那麼錫安主義對巴勒斯坦的血統主張便崩塌。
這一悖論揭示了身份建構中固有的不穩定性，當身份是透過血統政治來建構的時候。錫安主義試圖使一種主張變得普遍和絕對，卻創造出一種如此狹隘、如此自我矛盾的身份，以至於它必須不斷地透過強制來捍衛，而非通過真相來擁抱。
4）結語：科學無法拯救的東西
基因學可以揭示許多事物，但它無法將神話從證據的重壓下拯救出來，也無法解決道德問題。錫安主義血統計畫的悲劇不僅在於它在生物學上是有缺陷的，更在於它將真相變成了威脅，將探索變成了異端。
要將歷史從神話中解放出來，我們也必須將科學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血統不能成為正義的基礎，因為同樣的科學，曾用來主張對土地的權利，卻也可以輕易地拆解這一主張。唯有真相、記憶與共享的人性，才是可行的未來；而不是血統的幻象。

【第五章】大屠殺記憶與免疫力的製造
1）創傷作為道德資本
大屠殺，這場規模無法言喻的歷史創傷，在集體記憶中佔據了獨特的位置；無論是在猶太身份中，還是在全球道德意識中。其嚴重性無可否認。然而，在二戰後的數十年裏，大屠殺記憶不僅保留了下來，還被制度化，轉變為一種道德資本，這種資本結構了政治免疫、修辭權力和全球正當性。
這一轉變並非偶然，而是錫安主義機構、大屠殺教育基金會和國際遊說團體在戰後所進行的有意努力的結果，目的是確保這場種族滅絕能成為一種道德盾牌；不僅是對抗反猶太主義，也是對抗對以色列國家的批評。在這一背景下，大屠殺記憶被神聖化，免於批評，並與政治策略緊密相連。
其道德含義是深遠的。當歷史創傷被轉化為地緣政治許可證時，結果不再是記憶，而是儀式化的籌碼。對以色列、錫安主義或編造血統的批評，很快就被重新框定為大屠殺否認或潛在的反猶太主義。大屠殺不僅成為過去的悲劇，更成為當今控制的機制。
2）神聖敘事與法律架構
大屠殺記憶的法律編纂將其提升至超越一般歷史事件的地位。在幾個西方國家如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大屠殺否認不僅是禁忌，甚至是犯罪行為。儘管這些措施的出台是為了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復辟，但它同時也創造了不平衡的歷史探索領域，其中一場種族滅絕被法律上優待於其他事件。
這種痛苦的層級化，使得錫安主義計劃得以在極大的免責下運作。引用大屠殺不僅關閉批評的聲音；它將國家暴力神聖化，包裝為歷史正義的一部份。軍事佔領、民族清洗和監控基礎設施，皆以「永不再來」的口號作為修辭盾牌。因此，猶太人的悲劇變得無法轉移；它成為一種私人創傷，其象徵資本被用來合法化對他人持續進行的創傷。
即便在學術界，大屠殺的功能也與其他種族滅絕不同。它不僅被研究為一場暴行，更是作為戰後道德秩序的起源故事，從國際法到人道主義干預主義。然而，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背景下，這種道德秩序經常被暫停。這種諷刺是毀滅性的：以歷史正義的名義，歷史的不公延續着。
3）道爾頓論文與隱藏的建築師
日益增長的修正主義學術體系；最著名的是道爾頓（Thomas Dalton）的研究；對官方的大屠殺敘事提出嚴重質疑。
這些批評並不否認猶太人在納粹政權下遭受迫害，也並未減少他們在集中營、勞工和流離失所中的痛苦。然而，它挑戰的是系統化工業屠殺的核心神話，特別是毒氣室的存在以及接近600萬的死亡人數。
根據道爾頓和其他學者的說法，集中營的確恐怖，但主要目的是為了勞工和遣返。正如道爾頓所暗示的，這些集中營是更大規模計劃的一部份，目的是將歐洲猶太人向東遷移，而非將他們消滅。
這一觀點與以下的論點相吻合：希魔在1927年得到沃堡家族的財政支持，並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協調，而優生學精英；包括像福特和布什這樣的人物；對於滅絕的興趣較少，反而更關心生物政治工程。
其目標是？清除歐洲的可薩後裔猶太人，並將他們的族群散播到烏克蘭和巴勒斯坦以達成地緣政治控制。
從此角度來看，大屠殺變成了一項掩護行動；一場神話化的創傷，掩蓋由精英資助的、有計劃的撤離與重分配。這場悲劇因此變成了雙重的：無辜者的痛苦，以及將這些痛苦劫持並用於長遠錫安主義目標。
4）走向誠實的清算
這一切並不否認事實；人們確實死去了，許多人遭受苦難，家庭被撕裂，集中營充滿殘酷，疾病肆虐，強迫勞動不人道。但將可能錯誤的敘事神聖化並非對受害者的致敬—；而是對真相的背叛。
我們必須質疑，必須檢視證據、後勤不一致和戰後宣傳。我們必須能探索大屠殺的記憶是否被刻意操控，而非僅僅是被紀念，並且這段記憶是服務於真理還是暴政。
要從其工具化中重新奪回大屠殺的記憶，我們必須：
▲將其與政治免疫解開聯繫
▲承認錫安主義與優生學精英的角色
▲允許對爭議事件進行公開的歷史探討，不必擔心審查或迫害
只有這樣，大屠殺才能發揮其最深遠的道德意義；不是作為武器，而是作為警示。不是作為邊界和炸彈的正當化，而是作為超越它的呼籲。
如果道爾頓論文的哪怕一小部份成立，我們面臨的將不僅僅是歷史錯誤；而是全球性的欺騙，此謊言的揭發足以顛覆帝國。

【第六章】從神聖歷史到武器化的記憶
1）記憶作為帝國的工具
每個帝國都依賴神聖的歷史；太過神聖而無法質疑、太過基礎而無法修訂的敘事。在錫安主義的情境下，大屠殺的神聖記憶不僅成為盾牌，也成為一把劍：一種武器化的記憶形式，強制執行政治一致性、道德不對稱和思想服從。
在這個結構中，記憶不再意味理解，而是效忠。過去不再是被解釋的對象，而是被召喚的工具。大屠殺變成了一種咒語，用來使異議沉默、停止調查並將懷疑定為犯罪。它超越歷史，進入國家神話的領域；無法接受審查，並且致命。
2）將詢問定為犯罪
記憶的武器化在法律結構中最為明顯。在整個歐洲，禁止「大屠殺否認」的法律不僅是防範法西斯復辟，它還界定可接受思想的範圍。這些法律將不容質疑的敘事法定化，即使當出現經驗上的不一致或被壓制的文件時，也不容挑戰。
這創造了一種可怕的不對稱：任何不容檢視的歷史事件，都是不可信的。真實的記憶能經得起分析，真實的真相能經得起審查。但神聖的歷史卻懲罰好奇心。
像魯道夫（Germar Rudolf）、勒赫特（Fred Leuchter）和道爾頓這樣的學者，因為對集中營基礎設施、死亡人數不一致和盟軍宣傳的角色提出質疑，而遭遇職業毀滅或監禁。無論每個主張是否能證實，他們的迫害都顯示大屠殺記憶不再是學術性質的；它已變成教條式。
3）儀式化的無辜，儀式化的罪行
武器化的記憶顛倒道德的極性。受害者變得不可觸碰，批評變成了褻瀆。猶太人的苦難被呈現為絕對的；超越比較，超越背景。而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或其他因錫安主義遺產而遭受流離失所或摧毀的人的苦難，則成為背景噪音。
這種雙重標準創造儀式化的無辜；群體免於審判的狀況以及儀式化的罪行，賦予所有質疑這一建構的人罪名。因此，記憶不再是治癒的場所，而是支配的工具。它將世界劃分為正義的與被禁的。
4）解構神聖的禁地
要將歷史從神話中奪回，我們必須敢於說出被禁止的話語。這並不意味抹去猶太人的創傷，而是去除其武器化。意味允許比較性種族滅絕研究、集中營運作的法醫審查以及對羅斯柴爾德-華堡資助與錫安主義精英與希魔合作的調查。
這就表示着需要質疑：誰從中受益？誰提供資金？誰讓真相沉默？
只有通過解構這個神聖歷史的禁地，我們才能回到記憶本來應有的樣貌：見證者而不是武器。

【第七章】在沒有神話的情況下重建身份
1）繼承虛構的崩潰
當神話溶解後，剩下的是什麼？當族譜在審視下崩潰，神聖的故事在調查下破裂，政治神學被揭發為征服的工具時，身份在去除虛構後，必須要麼消亡，要麼重新開始。
錫安主義建立在基礎神話之上：現代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聖經以色列人的直接後裔，注定要重拾他們的土地。
這個神話為殖民、戰爭、佔領和例外主義提供正當性。但當此基礎在族譜、語言學和政治上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時候，唯一的道德回應是重建；不是國家，而是自我。
這一代的任務不是更緊緊抓住謊言，而是誕生出根植於記憶、土地、苦難和真相的新身份形式；而不是血脈、征服或神聖的土地所有權要求。這不僅是猶太人的，更是全人類的責任。
2）身份作為道德遺產，而非生物命運
在歷史的解構之後，身份不再應該由族群的延續來定義，而應該由道德的立場來界定。沒有人天生是義人、土著或是被選中的人。這些身份是通過對真理、正義和社區責任的承諾來獲得的。
取代阿什肯納茲以色列人神話的不是虛無主義，而是道德的主體性。成為猶太人；或任何民族；現在意味要出來反那些為了帝國而剝削、遷徙並儀式化整個族群的力量。
這種重構的身份是在悔過與團結中鍛造的；與被流放、欺騙、囚禁和抹去的人同行。它本質上是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因為它正是在這些意識形態的廢墟中誕生的。
3）走向後錫安主義記憶
一個沒有錫安主義的世界並不意味沒有猶太人。這是沒有「神話為法則」、沒有「血統為邊界」、沒有武器化歷史的世界。後錫安主義的記憶不是健忘；它是清醒的。
它記得大屠殺、猶太區、流放；但不再將其變成武器。它記得大屠殺，但開放給完整的調查。它記得流散的痛苦，但不再以他人被剝奪為報復的形式來要求復仇。
成為後錫安主義者，就是要真誠地哀悼。真實地記憶。放棄神聖的謊言，轉而追求共同的未來。
4）未來建設的倫理
在沒有神話的情況下重建身份，要求的不僅是智識的修正。它要求道德勇氣。它要求有意願成為全新的自我，沒有保證、沒有經文的確定性、沒有被選中的身份。它要求我們在他人身上看見的不是敵人或刻板印象，而是生存的夥伴。
它現在必須以建設作結：
▲釋放而非立法的記憶
▲謙卑而非抬高的歷史
▲不以創傷而是以超越為定義的民族
如果可薩假說是真的；如果錫安主義是由精英工程、家族血系欺詐和帝國機會主義所產生的；那麼前進的道路不是否認，而是轉變。
我們重建的不是血脈，而是真相。不是神話，而是責任。不是復仇，而是誓言：再也不會對任何人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