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史密斯（George Ford Smith）2025年8月19日
《誰來約束美國國家？從十誡到750座海外基地的墮落之路》
在美國，大多數人無論在個人生活還是商業事務中，都接受關於說謊、謀殺和偷竊的道德禁令。那麼，為什麼由人組成的政府卻可以例外？倫理在政府事務中就不適用了嗎？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沒有人能讓政府負責。
以國家的本質來說，它超越了問責。正如羅斯巴德（Rothbard）精闢地說明，國家就是一個放大了的犯罪集團，是不受自身法律約束的組織，因為它壟斷了暴力。傑佛遜（Jefferson）試圖用憲法的鎖鏈將人人束縛住的理念，也很容易就被政府的陰謀所破壞。
政府缺乏道德的責任，有時歸咎於公民及其所選出的代表失去了宗教信仰。但皮尤研究中心在2007年、2014和2023～24年間進行的《宗教景觀調查》顯示，無論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偷竊、謀殺與說謊是對誠實生活的違背。他們或許對更高力量失去信仰，但所主張的道德並未動搖。
如果沒人因偷竊而受到懲罰，個人可能會因此受到誘惑去嘗試。然而，也許是因為內心良知的不安，大多數人仍會感到有必要為自己的偷竊行為辯解。由於多數倫理信條譴責出於自利的行為，卻讚揚為他人著想的行為，盜賊只要能證明自己的行為是為了別人，就可以沐浴在道德的光環之下。當這種思維被一貫推行時，政府便演變為福利國家。
美國；一個以自由放任為基礎卻又立場矛盾的建國體制，之所以比其他政府更富有，是因為它主持下的經濟曾得以自由發展，達到歷史上的高峰。
但1913年，它透過通過《第十六號憲法修正案》和《聯邦儲備法案》完成了一場政變，這2者皆是擴張政府權力、使偷竊合法化的重大手段。所得稅最初有着「讓有錢人出血」的「美德」，確實在1917年的《戰爭收入法》下初步實現了這一點，但最終卻在聯準會掠奪性的貨幣政策配合下，導致中產階級的衰落，並促成了幾乎無所不在的所謂政府。
1913年那場政變期間的白宮主人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其競選演說集《新自由》中，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曾表達過陰鬱的反思：
「我們限制了信貸，限制機會，控制發展，結果成了文明世界中治理最差、控制最嚴、最被主宰的國家之一；不再是依靠自由民意的政府，不再是靠信念與多數選票的政府，而是被少數主導者的意見與壓力所操控的政府。」
某些規模不大卻掌握權力的小團體，摧毀了本就所剩不多的健全貨幣制度，並以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為藉口推行這一行動。
隨後，這些勢力又透過幕後操作，使美再次捲入另一場外國戰爭；儘管當時總統一再謊稱不會讓我們參戰。無數人喪命、數千億美元損失之後，政府在戰後更加強化了干預主義，簽署了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
從那時起，政府幾乎在任何地方都發現了「威脅」，包括古巴、南美、韓國、中共國、越南、中東以及永遠存在的俄羅斯。
在911事件之後，政府的焦點轉向了本土，將懷疑的目光投向被迫支持它的人民，理由是：恐怖份子可能潛藏在任何地方。
哪一個國家在大約80個外國國家與殖民地/領地中擁有「約750個軍事基地據點」？或許，如果美不干涉世界，它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充滿威脅。美因此已成為羅馬式的戰爭國，情報與軍事預算高得無法觸碰。
霍普（Hans-Hermann Hoppe）在其論文《自由意志主義者對宏大歷史敘事的追求》中指出，大多數人個人的道德倫理與政府所奉行的「倫理」之間存在著赤裸裸的矛盾。他在論及《十誡》時寫道：
「在這方面，《聖經》的誡命超出了許多自由意志主義者所認為對建立和平社會秩序已足夠的範圍：即嚴格遵守第六、第八和第十誡。然而，這種嚴格自由意志主義與《十誡》之間的差異，並不意味2者之間存在任何不相容。只要我們能區分法律層面的禁令與非法律（道德）層面的禁令，2者就完全可以和諧並存：前者體現在第六、第八和第十誡中，其違反可以透過正當暴力進行懲罰；後者體現在第五、第七和第九誡中，其違反則只能透過低於暴力門檻的手段加以懲戒，例如社會譴責、歧視、排斥或放逐。」
他總結道：「即便進行最極端的理論扭曲，也無法從這些誡命中推導出國家的制度。」
然而，國家高層人士幾乎每個小時都在肆無忌憚地作偽證，卻不受任何懲罰。正如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所見，主要的政治金主也逃避了他們惡行的問責。在這場新冠惡夢中，包括許多備受尊崇、財源充沛（來自政府資金）的醫療機構也在內；他們散播關於羥氯奎寧的假資訊，至今仍以無所畏懼的「醫學權威」自居。借用潘恩（Thomas Paine）的話，自由在美與世界各地遭到追捕。
那麼，有什麼能阻止政府再度發動另一場新冠式的行動？
傑佛遜在《獨立宣言》中闡明的那套天賦人權，需要一位堅強的捍衛者。我主張，這樣的捍衛者應該以具有競爭性的自由市場形式出現；在此，安全和其他商品一樣，是透過自由交易獲得的。由壟斷性暴力來進行統治，與人類福祉根本不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