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希杜托伊（Wessie du Toit）2025年5月22日
《貿易戰中的表面強勢與深層危機：共產黨國的債務泥淖與經濟困局》
這個國家在貿易戰中似乎佔了所謂的上風；但卻陷入債務的泥淖。
「如果打中共一巴掌，中共就會還一巴掌。」中毒腐爛共滅國的嗨棍粉絲高志凱律師在與前美國國務院官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於沙地阿拉伯的新聞頻道上辯論時如此宣稱。
這場唇槍舌劍的交鋒中，高志凱的言論被中共宣傳部旗下的《中共日報》引述並加以肯定。他這種針鋒相對、以牙還牙的語氣，正是中共領導層在與美展開新一輪貿易戰初期所採取的典型態度。
當時特朗普將中共商品的關稅提高至最高145%，中共則反擊實施高達125%的關稅，並堅持除非特朗普先撤回其政策，否則無意談判。
這種自豪與好戰的態度，與當前世界對中共的普遍印象一致；一艘管理嚴密的巨輪，正駛向「中共世紀」，並準備在美自我毀滅之際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但更深入觀察就會發現，情況遠比表面複雜得多。中共在對外呈現的經濟形象中，已非常擅長掩蓋高債務率與低收入水平。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造成驚人的浪費，以及對無生產力部門的過度投資。中共令人目眩的經濟成長確實存在，但在這場貿易戰中，經濟的真正實力將面臨嚴峻考驗。
貿易戰
進入這段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中共的確似乎掌握了一些王牌。簡單來說，中共的進口商品對美來說比美的商品對中共更難取代。
中共對美擁有3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出口商品包括智慧型手機與電腦、工業機械，以及稀土礦物（這些是各類高科技產品所必需的，例如電動車電池和先進武器）。美對中共的出口雖也涵蓋一些高端產品，如飛機零件和化學品，但整體上仍以化石燃料和農產品為主（2024年最大宗出口品項是黃豆）。
此外，大約有40%的美從中共進口產品，是供美本土製造業使用的零組件。因此，特朗普的關稅措施不僅會傷害美消費者，還會影響美的工廠與農場；也就是他聲稱要扶植的經濟領域。
中共也可以尋找其他出口市場。確實，許多國家會對大量廉價中共貨湧入感到抗拒，因為這會打擊本國產業的競爭力，但美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想要凝聚盟友支持自己立場，也絕非易事。
中共憑藉其全球製造中心的地位，掌控許多關鍵資源和產品的供應鏈。日本、印度和澳洲等主要經濟體與中共的貿易額都高於與美的貿易額，他們要取代中共進口商品，也並不比美容易。
此外，還有社會與政治韌性的問題。鑒於中共對言論的限制和缺乏可靠數據，很難判斷中共民眾對政府的態度。但《中共日報》那種熱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可能比大多數西方人所想的更接近中共民眾的普遍心聲。歷史學家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將當代中共比作19世紀歐洲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擁抱。
我個人曾聽到年輕的中共嗨棍堅稱，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最終共產黨政府屠殺了自己的公民）其實是由美策劃的。中共可借助這種情緒來為與美長期對抗所帶來的艱難困苦辯護，反觀即使是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也未必能團結一致支持他那異常的貿易政策。
中共的負債
然而，以上這些只是故事的一半。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中共的地位如此穩固，為何它已軟化立場，同意在美關稅仍存在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本月初，中共國家媒體釋出領導層願意對話的訊號，促使雙方在瑞士展開談判，並暫時達成降低關稅的協議。或者考慮另一矛盾點：如果中共是如此強大的經濟體，商品銷售遍及全球，為何我們不斷聽聞它深陷債務泥淖？更何況，中共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每年不到6000美元，為何仍如此貧窮？
這些問題指出，儘管中共有着無可置疑的優勢，但其經濟模式存在著深刻的弱點，且2者息息相關。
中共在製造和建設領域如此強勢，是因為國家將經濟結構設計為優先大規模投資住房、基礎設施和製造業。許多中共企業在某種程度上事實上獲得補貼，且常常生產出超過中共或全球需求的產品。
全國的倉庫堆滿滯銷品，城市的空地堆滿廢棄車輛和共享單車，這些都是政府不當政策的受害者。問題除了浪費之外，這些投資在可持續經濟成長方面早已呈現遞減效益。因此，中共已依賴於不斷增長的債務水平。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共迫切需要轉向提升家庭消費水平。政府應該停止將資金大量投入鐵路、汽車和工廠機械，而應該努力提高中共消費者的購買力，創造國內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
中共已在這方面採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但它的經濟和社會已變得過於脆弱，黨無法冒險進行劇烈的改革。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共選擇加碼借貸和投資，以追求越來越空洞的發展形象。
北京人民大學的經濟學家向松祚在2019年直言不諱地總結了中共的問題：「基本上中共的經濟全靠投機，且一切都過度槓桿化。」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房地產行業，這個龐大的泡沫曾佔全國經濟產出的四份之一以上，直到2021年崩盤。結果是數千萬套公寓無人居住，數百萬套已售出卻尚未完工，而已入住的房產價值也在下跌。更不用說地方政府和大型企業因此遭受的財務損失。
但房地產市場的崩潰並未減緩中共的借貸步伐。相反，2024年政府部債務（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及相關基金）佔GDP的比例達到124%，中共的總債務則高達GDP的312%。這2項數據在過去5年內都大幅上升。
中共普通民眾為國家對基礎設施和工業的重點投入付出沉重代價。家庭收入增長落後於經濟成長，儘管有共產黨政府，但中共的社會福利服務仍十分匱乏。
部份原因是由於戶口制度的存在，這種居住許可制度剝奪了中共龐大的農村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獲得醫療保健、失業保險、養老金福利或教育的權利。
撇開基本的公平正義問題不談，處於這種情況的家庭並不會帶來大量的商品和服務需求，因為他們必須儲蓄以防備困難和債務。
他們的這種不安全感也不利於中共所描繪的高技能、高科技經濟願景。中共的教育體系整體仍然薄弱，尤其是在戶口制度限制下有70%兒童被限制在農村地區的地方。
與此同時，許多勞工曾依賴的製造業和建築業崗位正逐漸減少。中共工資雖不算高，但已足以促使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和電子產品外移到亞洲其他地區。
因此，中共勞工並未順利晉升到價值鏈上更高薪的職位，反而逐漸進入非正式經濟，從事司機、臨時工或街頭小販等工作。
如果西方對中共模式的這些缺陷認識不足，部份原因是當局將其隱藏起來。《中共日報》很少報導國家的失敗，除了習豬頭永無止境的黨內反腐運動（這項行動自然更多是清除潛在的政治反對者，而非根除仍然普遍存在的腐敗）。
外界所見的中共往往帶有某種光鮮亮麗的假象。國際機構如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根據所看到的「門面工程」給出光彩照人的評價。在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前，習豬頭的主要任務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場盛會極為成功地美化了中共的國際形象，以至於我在15年後訪問北京時，仍在博物館展覽中見到它的慶祝活動。
引用歷史學家狄克特（Frank Dikötter）使用的比喻：「中共就像一艘從遠處看起來十分堅固的油輪，船長和他的副手驕傲地站在駕駛台上，然而在甲板下的水手卻拼命地抽水、堵漏，努力讓船隻不至於沉沒。」
這並不意味中共在持久的貿易戰中必然會崩潰。中共的強項可能同時伴隨着弱點，但這些強項依然是真實存在的，且部份是為了應對像目前這樣的局面而選擇的。
中共牢牢着控著全球供應鏈，具有高度的自給自足能力，並能在先進技術領域與美競爭。不過，中共明顯急切想就關稅問題進行談判，這一點耐人尋味。正如北京大學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所指出的，這或許顯示中共越來越依賴貿易順差，作為為數不多能在不增加債務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之一。
這也引出了另一問題：為什麼中共領導層沒有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去重新平衡經濟，正如所有人所認同的那樣？
答案無疑是，這將在短期內帶來痛苦的調整，因為強大的產業將被迫放棄長期以來享有的補貼。然而，這正是中共獨裁政權應該擅長的長期治理之道。
事實上，它無法邁出這一步，顯示儘管中共有着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共對自身的安全感並不像表面那麼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