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舒曼（Michael Schuman）2025年7月24日
《毒癮國殤：當邪惡共產將化學品作為戰略武器》
美國若無其最大對手的協助，將無法解決芬太尼危機。中毒腐爛共滅國是全球最大供應芬太尼製造所需化學原料的國家，而中共的監管機構也曾證明，只要有意願，便能有效遏止這些化學品在黑市上的流通。
然而，儘管華盛頓施加壓力，中共領導層在打擊非法芬太尼貿易方面的作為，遠不如他們所能達到的程度。對北京而言，這種每年奪走無數國人性命的鴉片類藥物，實際上是一種不願輕易放棄的政治籌碼。
中共至今仍譴責2個世紀前由外國商人引發的鴉片危機。這段歷史記憶深植於中共對國內毒品交易與使用的嚴格控管與重罰中。然而，北京卻否認在國境之外的毒品交易中扮演任何角色。正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於今年6月所言：「芬太尼是美國的問題，不是中共的問題。」
如今，特朗普總統正再次努力讓中共為芬太尼問題負起責任。今年稍早，他以中共拒絕堅決遏止芬太尼貿易為由，祭出報復性關稅作為回應。至少目前看來，北京似乎願意加強控管。6月下旬，中共監管機構宣布對兩種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化學品實施新限制。
然而，中共在此議題上的合作紀錄並不穩定，配合程度時常隨著中美關係的變化而起伏。而且未來若有進一步的協助，可能代價不菲。
中共領導層非常清楚，芬太尼對美而言是遠比對中共更嚴重的問題。正如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中共事務總監蕭雅文對我所說的，在簽署任何新協議之前，中方將「把合作當作籌碼」，直到能換取「某些保證或理想的交換條件」。
在第一任期內，特朗普在迫使北京讓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芬太尼危機初起於十多年前，那時中共是成品芬太尼流入美國黑市的主要來源。
2018年，特朗普對中共首次加徵關稅，並威脅未來還會有更多，這一舉措很可能影響了中共於隔年決定限制芬太尼的生產與出口。這項措施有效終止了中共製芬太尼輸入美的情況，也證明了北京在有意願時確實能壓制非法貿易。
然而，在這些限制生效之後，中共的犯罪網絡轉而改以出口「前體化學品」；即製造芬太尼所需的原料；取代輸出成品。他們將這些前體銷售給墨西哥販毒集團，後者再將其混合加工成芬太尼並走私進入美。一些中共的犯罪集團甚至「貼心」地附上製作配方。
如今，特朗普總統正重新施力，試圖讓中共為芬太尼問題負起責任。今年稍早，他對中共加徵關稅，作為對其拒絕果斷遏止相關貿易的報復措施。至少目前看來，北京似乎願意加強控管。6月下旬，中共監管機構宣佈對2種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化學物質實施新限制。
但中共在此議題上的合作紀錄向來反覆無常，經常隨着中美關係的變化而起伏不定。而未來若要取得進一步的協助，代價恐怕不會便宜。中共領導人非常清楚，芬太尼對美而言遠比對中共更具破壞性。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他在促使北京讓步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芬太尼危機初起於十多年前，當時中共是成品芬太尼流入美黑市的主要來源國。2018年，特朗普首次對中共加徵關稅，並威脅將實施更多關稅措施，這很可能促使中共在隔年決定限制芬太尼的生產與出口。這項措施有效地切斷了中共製芬太尼流入美的通道，也顯示出北京在有意願時，確實能壓制非法貿易。
在拜登總統任內，隨着美中關係惡化，北京對前體化學品的出口基本上採取放任態度。2022年，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北京反對訪問臺灣，導致中共領導人拒絕與華府就芬太尼問題進行任何對話。
隔年，拜登政府加大壓力，將中共列入全球最嚴重非法毒品供應國名單。為了緩解緊張局勢，北京恢復了與華盛頓的相關對話，並於去年對部份芬太尼前體化學品實施新限制。這些舉措可能促成了自2023年以來美芬太尼致死案例的下降。
儘管如此，華府要確保中共真正落實最新限制措施，仍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北京過去在配合後並未如預期獲得關稅減免等實質回報，因此未來若要提供更多協助，很可能會要求美方作出讓步。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費爾法布-布朗（Vanda Felbab-Brown）長期研究芬太尼議題，她表示：「中共通常只會對其希望維持良好關係的國家提供執法合作，對關係惡化的國家則加以拒絕。這不僅是針對美的政策，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對外方針。」
中共的強硬態度使得華府部份人士開始質疑，北京是否刻意試圖破壞美社會的穩定。今年2月，國務卿魯比歐表示：「如果他們想停下來，是可以做到的。你不得不開始懷疑，在某些情況下，這是不是有意為之；他們是不是在向我們大量傾倒芬太尼？」
這樣的指控或許言過其實，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共確實擁有能控管芬太尼的手段，卻選擇不運用。要徹底根除這項貿易確實非常困難：中共的化工產業規模龐大，而走私者所需的前體化學品數量極少。
但即便如此，北京並未要求當地化工企業查驗客戶身份；這項做法本可有效防止前體化學品落入販毒集團手中。此外，中共當局也尚未積極起訴那些將前體販售給非法藥物網絡的業者。
蘭德公司專門研究鴉片類藥物流通問題的高級研究員大衛拉奇（David Luckey）表示：「如果中共真的希望被視為有同情心、關懷全球的國際力量，那他們本該在這個議題上做得更多，但他們沒有。」
從某個角度來看，中共的行為並不難理解。其領導層的做法與許多理性的國家行為者無異；利用自身掌握的影響力來牽制戰略競爭對手。
但殘酷的事實是，在這個案例中，中共的影響力建立在大量死亡的基礎上。中共領導人繼續利用國人的性命來推進自身的政治目標，而非採取一些微小卻能挽救生命的具體行動。這樣的選擇，無疑是對這個政權將狹隘自身利益置於全球福祉之上的最明確證明之一，也顯示這種態度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