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2025年7月28日
《如果『中共世紀』未如預期盛大，其背後的深層原因部份不可避免地歸咎於共產黨葵；既擁有絕對權力卻也受限於自身能力和決策失誤的強人領導者》
如果「中共世紀」未如預期盛大，其原因部份將歸咎於一人。
在拜登任內，許多人曾認為世界歷史的下一個時代將在很大程度上由美中之間的經濟與地緣戰略競爭所塑造。
但如今看來，這樣的可能性正逐漸降低。特朗普雖然仍偶爾對中毒腐爛共滅國放出強硬言論，但他的態度已變得更加和解。他正以緩慢或迅速的方式，逐步放棄拜登政府用來對抗中共的大多數政策；取消出口管制、廢止產業政策、對關鍵盟友徵收關稅、削減研發資金，等等。
與此同時，中共正步入其國力的巔峰。它在全球製造業的占比飆升，已達到與20世紀中期的美國相當的水準；那時的美是世界無可爭議的工業巨人。
對於造訪中共的人來說，中共的城市宛如未來世界；其基礎建設龐大且嶄新，城市中充斥着機器人、電動車與未來感十足的支付系統，建築物外牆則佈滿LED燈光。
雖然中共的創新體系所產出的世界級突破少於美國在巔峰時期的成就，但透過一連串漸進式的發現，仍成功讓中共在科技與科學領域躍居世界前列。
全球的電動車、無人機、船舶、工業機械與機器人幾乎都是在中共製造的；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因為特朗普的讓步，未來中共的半導體與飛機也可能實現國產化。
但成為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始終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從絕對意義上來看，我認為「中共世紀」；或者說「中共半世紀」、不論最終會是什麼形式；很可能會讓人感到失望。
在科技方面，多數新興強國會從「把現有東西做得更好」進一步邁向「創造全新事物」，但中共可能仍只是個快速追隨者。經濟上，中共或許將成為全球最具份量的經濟體，但其民眾的生活水準仍可能低於美與歐洲。
在社會層面，中共或將繼續維持壓抑與受限的狀態，無法像日本、美或英國在鼎盛時期那樣，出現藝術與文化的百花齊放。
至於地緣政治，中共可能依舊保持內向、專注自身，從未如其他強權那樣徹底改變全球體系；不過，考量到中共的政治高壓，這種情況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或許反而是一件好事。
我當然不會聲稱中共所有的問題都應歸咎於某一位領導人的行為；那樣的說法未免太過荒謬。每個國家即使處於權力巔峰，也都有其重大限制。中共城市過度蔓延的問題，與習豬頭無關；當前在拖慢中共經濟的房地產泡沫，也不是習創造的；至於中共極低的生育率；這將在本世紀下半段對經濟造成沉重壓力；同樣並非習的責任。
然而，我仍認為，習豬頭所擁有的巨大權力，加上他個人能力的侷限，正在以各種方式阻礙中共實現其潛在的偉大。
對任何國家而言，依賴強人領導都是一種高風險策略。毛魔東的統治在經濟和人道上都是一場災難，使中共在發展競賽中遠遠落後。相比之下，鄧妖平才是現代中共歷史上的真正「偉人」：他透過經濟自由化推動了中共的高速成長，同時也任命了繼任者（江怪民與胡鬼濤），基本上延續了這一改革路線。
當然，這種現象並非中共所獨有。但中共的體制特別容易讓權力集中到單一領導人手中，因為其接班與鞏權機制主要依賴密室交易與利用法律系統打擊政敵。當鄧妖平所欽點的接班人告一段落後，黨內權力鬥爭變得無序，權力中樞淪為角力場，這一點變得顯而易見。
習豬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透過強硬手段鞏固權力。他藉由聲勢浩大的「反貪腐運動」，毫不留情地打壓政敵，包括薄熙來與周永康等高層人物，逐步掃清障礙。
接着，習豬頭賦予自己遠超過鄧妖平、江怪民或胡鬼濤所擁有的權力。他親自領導多個黨國核心機構，並開始任命忠於自己的親信，而非專業官僚來掌握要職。他更塑造個人崇拜，將自己及其著作滲透進中共社會的每一角落。
事實上，習豬頭在掌控政黨與國家的方式，某種程度上與20世紀的一著名領導人史達林；相似。這樣的比較可能會讓一些人感到反感，畢竟史達林的名字如今與數百萬人命的迫害密切相連；而儘管習豬頭實行高壓統治，至今尚未犯下與史達林相提並論的暴行。
然而，這2人之間的相似之處，並非在於他們所犯下的罪行，而是他們的領導風格。史達林與習豬頭都以強硬、偏執的方式，在原有的共產黨體系中奪取最高權力；透過提拔絕對忠誠的親信掌管各個關鍵位置，並無情地清除潛在對手。
當一個國家擁有如此強勢的領導人時，即便像中共這樣幅員遼闊、生產力強、科技先進，也會面臨重大風險。這些風險大致可分為2類：
▲一位強人做出錯誤決策，卻無人能加以制衡
▲一位強人為了維持權力，不惜做出破壞性的行動
極權問題
最顯而易見的風險，就是一位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領導人，其治理能力其實並不高；他在鞏固權力方面或許很擅長，但在應對政策挑戰上卻力有未逮。在民主制度中，人民可以透過選票淘汰表現不佳的領袖；在官僚寡頭體制中，資深元老也能逼退無能的領導人。但在獨裁體制下，國家幾乎只能被動接受獨裁者的一切決策；除非冒極高風險發動政變，強行將其推翻。
在2010年代的大部份時間裏，隨着中共國力與科技實力穩步提升，外界普遍認為習豬頭可能是有效的領導人。至少在中共以外的世界，這樣的印象頗為普遍。
但到了疫情期間及其之後，習豬頭接連出現多項重大決策失誤，這點變得越來越明顯。
其中最明顯、最具代表性的錯誤，無疑是「清零政策」。即便病毒已演化為傳染性極強、無法徹底遏制的變種，習仍堅持極端封控措施，並屢次親自否決黨內元老的建議。最終，這不僅重創中共經濟，還很可能引爆了後續的房地產危機。
以下是我所寫內容的一些摘錄：
～「習豬頭並未造成中共的房地產困局，[但]他也沒有做多少實質的修補...」榮鼎集團的羅丹尼爾（Daniel H. Rosen）詳盡列出了習豬頭在房地產改革方面採取的一系列猶豫不決、半吊子的嘗試，每一次都半途而廢，最後又走回頭路。
～「與此同時，習豬頭對他不喜歡產業的打壓，極有可能證明是一大錯誤...」**這些整肅行動，從教育、科技、娛樂到金融業，打擊了企業家信心與外資投入，也對中共自身的創新環境造成長遠傷害。
～「在外交方面，習豬頭也讓中共處境更加不利...」他在南海問題上對東南亞國家施壓，引發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對中共的強烈反感..與亞洲其他國家類似，印度民意也變得更加反中。
～「再來是一帶爛路倡議。這項旨在透過基礎建設換取外交支持、資源供應與中共企業利益的大計畫，最終大多淪為一場災難。」從斯里蘭卡的港口、非洲的鐵路建設，到馬來西亞的大批項目，許多合作國家發現自己欠了一堆中共的債，卻無法兌現預期的經濟效益。甚至連中共的親密盟友巴基斯坦，結果也不甚理想。一帶爛路整體正在失去動能...
～「他的『戰狼外交』；簡單來說，就是讓中共外交人員轉型為咄咄逼人的好鬥鬥士；結果徹底適得其反，讓中共在國際間的聲譽雪上加霜。」
～「最後，習豬頭對電玩、LGBT群體、流行文化粉絲與其他社會自由的打壓，更加深了中共『極權國家』的形象。」
自2023年左右起，習豬頭似乎試圖「矯正航向」，進行了一次重大政策轉向。中共的銀行；這些機構幾乎都是國有或在國家控制之下；被下令停止對房地產開發商和相關企業放貸，改而將巨額資金投入製造業。同時，習豬頭還投入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產業補貼；這是全球有史以來最昂貴的產業政策。
這一政策背後的構想，是讓中共成為全球無可匹敵的製造業強國。這一目標早已是習豬頭長期以來念茲在茲的國策核心，因為他認為這是實現中共「國力」與「國家安全」的基石。
這一輪產業政策確實已經產生一些顯著成果。中共的電動車越來越主導全球汽車市場，在機器人與無人機等技術路徑相似的產業，也取得類似進展。此外，中共正持續擺脫對外國零組件的依賴，這不僅有助於其在假設性戰爭中的自主能力，還帶來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總體來看，這場政策大轉向並非毫無成效，但其背後仍藏有風險與代價；特別是當政策導向不再由效率、創新或市場驅動，而是由國家權力與戰略安全邏輯所主導時。
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利潤下滑。與普遍印象不同，中共其實並不是極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它所生產的大部份商品是供內部消費的。這意味着，當中共政府持續補貼企業、要求它們「不斷生產、不斷擴張」時，最終的結果就是：企業彼此殺價競爭，利潤被壓到趨近於零，甚至倒貼虧損。
而這個問題正在惡化中：
～中共工業企業利潤連續第二個月下滑，當局計劃加強整頓過度競爭帶來的價格下壓問題...工業利潤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月下跌了4.3%，而五月份的跌幅更高達9.1%。
這場長期的利潤下滑凸顯了遏制企業間「惡性競爭」的迫切性；這種現象在中共被稱為「內卷」。
收益減少損害了企業信心，並可能讓企業在投資與聘僱上更加謹慎。
這種惡性循環使得中共的超大型產業政策，儘管在技術上取得某些成果，卻在經濟可持續性與企業活力方面付出了沉重代價。當政府過度介入生產與資源分配，市場訊號被壓制，企業最終無法透過創新或效率提升來獲利，只能在補貼與競爭壓力中苟延殘喘。
理論上，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只要停止補貼、限制銀行貸款，並鼓勵表現良好的企業併購那些經營不佳的公司，產業便會進行整合，利潤也會回升，中共將會擁有一批健康的「國家冠軍」企業。這正是產業政策理應發揮的作用。
但問題有2個。首先，是政治層面：如果花了好幾年時間讓大家相信他們都會在汽車工廠裏找到工作，卻又開始大規模關閉這些工廠，民眾自然會不滿。中共的許多企業高度區域化，背後常有地方政府的強力支持，許多企業本身就是各地的「區域冠軍」。因此，如果中央政府開始清理大量區域冠軍，勢必會引發地方的不滿甚至反彈。
更大的問題，可能是習豬頭個人對「好且強大經濟」的定義。他不太在意GDP的成長數字，更關注的是產出總量，因為他的主要焦點是國家安全。
即使某些企業虧損嚴重，破壞了經濟價值，習仍可能認為這是值得的；只要能生產出更多汽車、晶片、無人機和電池等等。畢竟，產量最大的國家才能生產出最多軍事物資，尤其是在戰爭爆發的假想情況下。
如果中共真的爆發大規模戰爭，當然會非常糟糕；但如果沒有開戰，那麼將整個經濟架構建構在工業過度生產上的這些準備，同樣會帶來負面影響，因為這會讓中共人民變得比應有的更貧窮。
～「儘管在習豬頭的產業政策中引入市場機制，但可確定的是，這些政策代表着政府直接干預甚至控制的大幅擴張。這些政策代價高昂，扭曲市場力量，並且會產生道德風險甚至腐敗的新機會。然而，這是為了絕對安全所付出的代價：符合『防衛可花百萬，朝貢一分不出』的格言...2020年後採取的一系列複雜政策，明確展現了國家安全勝過其他政策目標的勝利...換句話說，中共在執行產業政策的能力越來越強，但該產業政策的目標卻變得對中共及全球愈加不利。」
這段話強調，中共雖然提升了政府介入產業的能力，但這種強調國家安全的策略，長遠來看可能損害經濟效率與全球利益。
用簡單的說法來說，習豬頭將中共經濟重新定位為生產大量中共人不需要或不想要的東西，因為這符合他對「國家強大」的理解。
最終，如果經濟狀況惡化到一定程度，習可能會收斂這些政策，就像他取消「清零政策」以及試圖扭轉對中共軟體產業的打壓一樣。他很固執，但並非固執到無法改變的地步。但屆時，傷害可能已經造成。
中共的銀行系統可能會背負大量製造業企業的不良貸款，這些負擔又疊加在已存在的房地產業不良貸款之上。中共整體的債務對GDP比率；包含公共與私人債務；目前已遠超過西方國家。
一波工業領域的大量不良債務，將進一步加劇中共整體的金融與經濟困境。這情況基本上就像是韓國1997年的工業債務危機，疊加在日本1991年的房地產泡沫之上，但規模放大到中共的程度。而如果銀行透過無限量的低息貸款來扶持瀕臨倒閉的製造企業，中共真的可能變成「1990年代的日本」；但情況更糟，因為中共的補貼政策本來就更加慷慨且效率低落。
換句話說，習豬頭對中共經濟的宏大構想，或許最終會像他對抗疫情、科技產業、房地產、外交和國際發展的「大手筆」政策一樣，帶來同樣糟糕的結果。就在中共經濟達到巔峰之際，或許會因一個人不走尋常路的想法而被拉回現實。
冬日雄獅
習豬頭應對外部挑戰的能力或許有些搖擺不定，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總能迅速且有效地處理對其統治的內部挑戰。不過，隨着習年事漸高，政治生涯進入「冬季」，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
習豬頭今年72歲。雖然這年紀並不算非常高壽；特朗普比他大7歲，鄧妖平也一直在80多歲時仍有效掌權；但72歲已足夠讓所有人開始思考接班人的問題。
在自由民主體制下，這通常不是那麼攸關生死的問題，因為政黨輪替是常態。然而，在習豬頭時代再度回歸的殘酷、勝者全拿的專制政體中，接班問題實際上可能攸關眾多中共精英的生死存亡，甚至是富裕與貧窮的分界。別忘了，習的許多政敵最終都被投入了監獄。
習豬頭尚未選定接班人。近期他將部份政策權力下放給了3位忠誠的親信；蔡奇、李強和丁薛祥，3人年齡均在60多歲，但目前沒有一人明顯成為接班人選，也似乎沒有獨立的權力基礎。他們看起來像是領導人年事已高時所任命的角色，既能協助政務，卻又不會成為潛在的挑戰者。
習豬頭修改了中共的任期限制，只要身體狀況允許，他可能還能執政廿年左右；或許他認為現在還不需要開始考慮接班人的問題。但中共境內其他人肯定正密切關注這個攸關未來的大事，他們若不在暗中策劃、佈局、磨刀霍霍，幾乎可以說是愚蠢之舉。
身為深諳權謀的老練政治家，習豬頭無疑洞悉這一切。他也必然知道，無論誰想在他離開權力之後掌控中共，都有強烈動機在他尚未退位或去世前削弱他的權勢。
像其他年邁的獨裁者一樣，習豬頭將不得不花更多時間來抵禦對其權力的挑戰。當領導人身體狀況逐漸衰退或思維變慢，這只會增加他們的脆弱性，迫使他們必須變得更加冷酷且偏執，以維持權力地位。
～「對習豬頭缺席的一種替代解釋是，他正在進入執政的新階段，這個階段更加內向，越來越專注於國內政治議題，而非外部影響力...」
～「年邁獨裁政權走向內向的驅動因素有2個。首先，隨着疾病加劇他們的老化，獨裁者仍必須專注於國內政治生存，而外交政策則逐漸成為次要關注點...」
～年邁獨裁政權轉向內向的第2個主要原因是，他們通常會愈來愈專注於接班問題...此過程同時也會提高獨裁者權力受到挑戰的風險，因為潛在接班人有強烈動機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反過來，年邁的獨裁者就必須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防範政變，同時還得花更多時間照顧自己的健康。
～需要說明的是，並沒有跡象顯示習豬頭在今年5月底至6月初近2週的公開缺席期間，中共出現了對其權力的可信挑戰...不過，即使他的缺席只是因為例行且預先安排的醫療程序，未來幾年此類事件也很可能愈來愈頻繁。權力真空的感覺可能會成為常態，而這反過來又會迫使習豬頭投入更多時間以確保其權力的穩定。
中共政治的動向向來難以捉摸，因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在幕後秘密進行。不過，有一些跡象顯示習豬頭可能開始進入他的「冬日雄獅」階段。習豬頭最近缺席了他過去必定出席的金磚國峰會。而《經濟學人》報導稱，習豬頭近幾個月來變得更加隱退：
～「習豬頭上任後，透過多個黨內委員會掌握權力，這讓他能夠繞過國家官僚體系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不過，據美國智庫亞洲協會的湯姆斯（Neil Thomas）表示，習豬頭現在更多是透過書面指示參加相關會議，而非親自出席。」
～這類會議的數量似乎也在減少。最重要的經濟改革委員會，在他執政的頭5年開過38次會，但自2022年以來只召開了6次，且自2024年8月後再無公開召開過。該委員會的公報篇幅也縮短，顯示其決策減少。研究機構《Gavekal Dragonomics》（總部設於香港）的貝多（Christopher Beddor）指出，習豬頭領導的其他委員會也出現類似的減少趨勢。」
同時，習豬頭加強了清洗行動，尤其是在軍隊中。他被清洗的一些將領甚至是他親自任命的。《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報導：
～「2024年最後幾個月，中共迎來新一波清洗浪潮。11月28日，國防部宣佈停職了苗華上將，他是僅次於習豬頭的第四號軍事領導人...苗華被罷免，使他成為習豬頭清洗的第3位負責政治與組織工作的解放軍將領，也是第20屆中央軍事委員會6名成員中被清洗的第2人...關於更多清洗行動的謠言不斷流傳，但通常難以核實，尤其涉及高級解放軍官員時更是如此...」
～「這種現象並不限於軍隊。對文職人員的清洗也相當頻繁...根據官方統計，2024年前3季度至少有58名高級黨幹部被免職，642000名各級幹部受到處分。在黨第20屆中央委員會的205名正式委員中，至少有8人被清洗...另外8人因長期無故缺席重要會議等跡象似乎陷入困境；3人被邊緣化。受影響者合計佔中共最強政治權力機構成員的9.3%。」
《經濟學人》的數據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高級官員的調查案件已增加3倍。
這一趨勢很可能也會影響中共國家與私營部之間的關係。即使在習豬頭執政初期，他本能地就試圖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2021年的科技業整頓，部份原因是習豬頭對消費互聯網產業的蔑視，但壓制替代性思想和人氣中心的意圖也可能是決策的一部份。
隨着習豬頭年紀漸長，且其權力基礎變得更脆弱，他對可能挑戰他或資助其對手的私營企業家和公司容忍度將會更低。他很可能會加倍施行傳統的高壓手段，對私營部施加更嚴厲的控制。而這很可能對中共經濟並非利好。
換句話說，儘管習豬頭只有72歲，我們或許已開始看到他進入其他年長獨裁者常經歷的「冬日雄獅」階段，而這個階段很可能在未來數年讓中共陷入癱瘓、分心和動盪。
世界會得到喘息的機會嗎？
對中共人民來說，再經歷2個10年日益隱遁、多疑的習豬頭統治，聽起來並不討喜。中共社會；包括企業、城市和人才；如今已經足夠強韌，習豬頭不太可能成為像毛魔東那樣的災難。但2個10年經濟增長放緩、個人機會減少、社會更為壓抑，絕非中共享受其權力巔峰的最佳方式。中共人民極具才華、勤奮且有創造力，他們應該得到比年邁的習豬頭更好的未來。
但對世界其他地區而言，習豬頭的錯誤與其日益內向的政策焦點，或許會帶來短暫的喘息。當下中共的經濟與科技實力確實驚人；若其領導者想要將這股力量用於征服和統治，他們是有能力做到的。事實上，每一個偉大強權在某種程度上都曾嘗試利用其力量去主宰弱小國家。
但如果習豬頭未來2個10年都在壓制內部挑戰者並犯下經濟錯誤，這反而可能拯救世界免於中共霸權的威脅。內向且略顯僵化的中共雖然是一場悲劇，但同時也會讓日本、印度、越南、韓國；當然還有美等國得以鬆一口氣。
眼下，當特朗普忙着摧毀第一冷戰期間自由世界凝聚力的基礎時，習豬頭和他的個人缺陷或許成了我們避免被這個現代史上最強大獨裁政權支配的最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