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覺大勢頭

泰萊佐士/丹尼爾·麥廷李（Tyler Jost and Daniel C. Mattingly）2025年8月4日

《繼任問題：遮蔽邪惡共產未來、動搖中共現在的不安陰影》

十多年來，中毒腐爛共滅國政治幾乎由一人所主導：習近平。自 2012 年出任中共領導人以來，習豬頭已將自己打造為一位強人統治者。
他透過大規模的整肅與反貪行動，重塑了中共高層；他打壓公民社會，壓制異議聲音；他對軍隊進行改革與現代化；並重新強化國家在經濟中的主導角色。
習豬頭的崛起同時重塑了中共與世界的關係。他推動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包括加大台海軍演頻率以及擴大南海的軍事存在。他曾鼓勵（後來又收斂）一批「戰狼外交官」，對外國批評者發動言辭激烈的外交攻勢。他也在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動烏克蘭戰爭之後，使中俄的關係更加緊密。
簡而言之，這是個屬於中共的新時代；一個屬於習豬頭的時代。
然而，很快一切都將開始改變。隨着中共高層開始尋找接替72歲習豬頭的新領導人，中共正從以權力鞏固為特徵的階段，過渡到由接班問題所主導的新時期。
對任何威權體制而言，政治接班都是充滿風險的時刻，而即便中共有着強大的組織能力，也無法例外。上一次中共面臨接班問題；當習豬頭接替胡鬼濤時；北京一度流傳着政變未遂、暗殺失敗、坦克上街等各種傳聞。這些傳言也許並無根據，但高層權鬥的政治戲碼卻是真實存在的。
習豬頭可能還會掌權數年，甚至可能超過10年才會交棒。然而事實是，接班問題往往在領導人真正卸任前，就已開始左右政治選擇。中共的統治者對歷史遺產極為敏感，會極力安排可以延續自己政治路線的人接班。
毛魔東為了在自己死後維持中共的革命精神，曾大力推動文革；這場群眾政治運動在毛生命的最後10年中反覆重塑了中共的領導層。
習豬頭的接班問題或許不會像過去那樣引發災難性的後果，但權力交接的前奏、執行過程與後續影響，勢必將在未來幾年深刻塑造中共的內政與外交。
美國及其盟友可能會對中共內部的這場動盪感到躍躍欲試，想藉機加以利用；但試圖干預接班過程，極可能適得其反。相反地，應該注意的是，中共歷史上曾多次因權力接班鬥爭，導致災難性的外交決策。
像習豬頭這樣的強人離任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將使接班過程格外艱難，很可能引發權力角逐，甚至對國家發展方向出現爭奪。這樣的不穩定局勢若發生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身上，其震波勢必會波及全球；尤其在中共與臺灣關係緊張的當下，其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毛模式
自1949年共匪竊國以來，習豬頭的5位前任中，只有一位是完全自願並徹底地交出權力的。作為共產主義政權的創建者，強人領袖毛魔東在黨國體制中掌握了壓倒性的權力與威望，並一直統治國家直到去世。毛的接班人華國鋒僅掌權數年便被排擠出局。
著名的經濟改革設計師鄧妖平，即使在放棄正式職務與頭銜後，依然掌握中共最關鍵的決策權。直到1990年代中期健康惡化之前，儘管他唯一的正式職銜只是某橋藝協會的名譽主席，人人仍認為他是中共最有權力的人。
鄧妖平的接班人江怪民，即使辭去了中共總書記職務，仍緊握軍委主席的重要職位，削弱了其繼任者胡鬼濤的權力。唯有胡鬼濤一次性、相對有序地將權力完整交給了習豬頭，但這一交接過程仍受到戲劇性事件影響；即習豬頭的政治對手、政治局重量級成員薄熙來的垮台。
習豬頭重回強人政治意味着，他的接班安排很可能將仿效毛魔東與鄧妖平的模式；2人都曾試圖挑選一位能依照自己意志執政的接班人。
對習而言，挑戰可能在於從中共高層數以千計的幹部中辨識出在政治理念上與他志同道合者。然而歷史也顯示，僅找到政治上的「分身」是不夠的。無論習最終選中誰，此人都必須在被排除在外的競爭對手所展開的權力鬥爭中存活下來。
一場新的政治遊戲將從習豬頭開始逐步卸權的那一刻起展開：留下來的權力核心人士，會支持這位新領導人嗎？還是會抵制他提出的議程、削弱他的權威，甚至密謀將其拉下台？
在這方面，華國鋒的故事具有啟示意義。
1976年，毛魔東健康每況愈下時選中了華作為接班人。華的問題在於，他在中共內部只是地位與影響力都屬中等的幹部：一個毛與其盟友可以操控的人，而不是一位能在政治廝殺中存活下來的強人。毛曾親筆寫下「你辦事，我放心」交給華，但即便有毛的話作背書，也不足以保住華的地位。最終，他仍需要軍方的支持才能穩住權位。

關於接班的鬥爭不太可能侷限於中共國內
1976年9月8日深夜，當毛魔東命懸一線之際，中央政治局的高層人物聚集在北京中南海的病榻旁，向這位即將辭世的領袖致最後敬意。當時毛已無法言語。他抬起虛弱的手，伸向在場的一位來訪者；葉劍英，中共最受尊崇的軍事人物之一。
毛緊握葉的手，嘴唇微微動了動。葉劍英後來向同僚轉述，毛的意思是要他支持華國鋒作為指定的接班人。
毛之所以在眾多文職高層中挑出葉，而非其他將在其身後繼續掌權的平民菁英，是有意為之。華國鋒在全國政治事務和軍方高層之間都缺乏實際經驗。當政敵對他發難時，葉劍英與其他具備軍方資歷的領導人就得做出抉擇：是選擇支持華，還是棄他而去。
正如社會學家傅高義（Ezra Vogel）所指出的，解放軍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是黨內實質上的「造王者」。
葉劍英起初在華國鋒遭遇的第一波挑戰中選擇站在他一邊。這場挑戰來自毛魔東剛去世後，他老婆江青與另外三位激進派盟友組成四人幫。在葉劍英及其他高級將領的支持下，中共人民解放軍逮捕了四人幫。這一行動確保了華國鋒得以保住權位；但這完全仰賴軍方的支持。
然而，不過短短2年之後，當鄧妖平策劃對華國鋒領導地位的第二次挑戰時，葉劍英與其他軍方高層選擇站在鄧一邊。鄧與許多高級軍官有着深厚的人脈與個人情誼，這讓他成功爭取到軍方的支持。
未來，習豬頭會有多種方式為他的接班人「加持」與賦權，但正如毛魔東那場動盪接班的歷史所顯示的，沒有什麼比這位接班人與軍方的關係更加關鍵。外界觀察者往往低估了中共軍方在政治中的角色。畢竟，與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其他威權國家不同，解放軍從未發動過政變奪取政權。
對許多人而言，這似乎說明了中共現代體制已培養出堅實的文人統帥軍隊的原則；正如毛魔東那句著名的話所說：「黨指揮槍」。
然而，中共沒有出現過軍事直接統治的表象，掩蓋了解放軍在政治體系中實際擁有的寂靜權力。事實上，解放軍在中共政治中發揮着一種帶有壓迫性的潛在控制力，悄然影響着決策層之間的互動。
原因很簡單：儘管中共領導人不必擔心軍方會發動直接政變，他們始終面對來自黨內文人政敵的權力挑戰。在這類內部鬥爭中，軍方扮演着潛在造王者的角色。民間領導人往往試圖操縱對軍隊的控制權，以確保自己而不是政敵掌握優勢。
例如，當鄧妖平希望強化其欽點接班人的地位時，他曾破格提拔自己的親密盟友、被譽為「中共海軍之父」的劉華清上將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這對軍官而言是極為罕見的晉升；此舉至今未再出現過，充份顯示了軍方在接班佈局中的關鍵作用。
人們可能會認為，今日的中共早已今非昔比，軍方在接班問題中的潛在角色不過是過去時代的遺留現象。但事實上，軍方至今仍在中共高層政治中扮演關鍵角色，而掌控軍隊仍是未來政治領袖的重要籌碼之一。
軍隊並不會獨立挑選領袖；據傳，習豬頭之所以當初勝出，是因為他在一場由現任與退休的黨政與軍方高層參與的非正式「投票」中擊敗了李克強。然而，軍方的支持能讓領導人對黨內文人挑戰幾乎免疫。
以胡鬼濤為例，他之所以被認為政治實力薄弱，其中一原因是他的仕途經歷中幾乎沒有機會建立與軍方的深厚個人聯繫。當他就任國家最高領導人時，與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成員毫無私交與淵源，導致他在軍中缺乏根基。
相比之下，習豬頭則結合了幸運的職位安排與精明的政治手腕，在上任初期就與中央軍委10位成員中的4位有直接關係。這種起點優勢，賦予他足夠空間啟動一場針對政敵的大規模整肅行動，並重組軍方高層。
對於像習豬頭與毛魔東這樣的個人集權型領袖而言，不斷清洗政敵、重塑軍隊結構，是防止任何潛在對手崛起、確保軍隊效忠自己的手段。習豬頭最近對中央軍委與解放軍的重組行動，正顯示他仍在延續這場歷史悠久的權力遊戲。

接班人的輪換遊戲
接班安排中的一個根本性難題在於：有能力又強勢的接班人，往往會對現任領導人構成威脅。因此，在中共進入個人集權時期的政治環境下，成為「下一個」本身就是一項高風險的政治角色。
從歷史上看，中共強人領袖往往在最終確定接班人之前，會反覆更換人選。例如，毛魔東先後挑選了劉少奇與林彪作為潛在接班人，後來又將2人相繼打倒。他直到自己健康明顯惡化時，才選定華國鋒。鄧妖平上台後也走了類似的路線：先後撤掉了被視為接班人的2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趙紫陽，最終才選定江怪民。
這一歷史模式意味着，習豬頭也可能難以最終確立接班人。一方面，他需要讓接班人熟悉如何操縱黨與軍隊的權力機器；另一方面，他又可能不希望對方過早積累過多權力，發展成為一個能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
更麻煩的是，如果習豬頭像毛與鄧那樣反覆更換接班人選，可能會導致黨內高層出現裂痕與派系分裂，進而動搖中共對權力的掌控。這種不確定性對高度依賴穩定與集體一致的政治體系而言，是一種潛在的危機。
以1989年那場由學生主導的抗議運動為例，這場最終導致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的風暴，最初正是起於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胡耀邦曾是鄧妖平欽定的首位接班人，但由於他在應對早期學生運動時被認為過於寬容，最終遭到鄧與其他黨內元老的聯手罷黜。
胡耀邦於一次政治局會議期間突發心臟病離世，引發學生強烈共鳴，因為許多人視他為中共邁向更自由未來的象徵，他的去世被認為是改革希望的破滅。隨後湧上街頭的學生，不僅哀悼胡的辭世，也要求政治改革，追求言論自由與政府透明。
在運動初期，學生得到來自鄧妖平第二位接班人趙紫陽的默默支持。趙傾向於對學生訴求採取對話與妥協的路線，這使他很快與黨內強硬派產生矛盾。最終，鄧妖平將趙紫陽撤職並軟禁起來，徹底排除異見。
隨後，江怪民悄然進京，在運動尚未完全結束時接替了趙的位置。江之所以被選中，部份原因在於他在意識形態上較容易被各方接受，但在鎮壓抗議方面態度強硬。對黨內元老來說，江是個「兩邊都不會犯忌」的人選；政治立場適中，又願意果斷維穩，符合高層對於「穩定壓倒一切」的核心原則。
通往戰爭的路？
接班權力鬥爭所激起的政治風暴，很難只侷限在中共國內。這類內部動盪往往會外溢，影響中共的外交政策與其與世界的關係。
對習豬頭而言，「歷史定位」至關重要。如果他感到自己的時間有限，這種緊迫感可能會改變他的決策模式，提升他在重大問題上的風險承受意願；尤其是在對台政策上。
他已經下令軍方「備戰」，要求在2027年前做好對台軍事行動的準備。儘管目前的公開情報中，沒有明確顯示習會在何種情況下啟動對台攻勢，而且北京也從未設定2027年為「統一」的最後期限，但臺灣問題顯然是習所謂「民族復興」的重要一環。
一旦習豬頭開始意識到接班的倒數計時已啟動，他更有可能冒險，選擇將軍事行動納入歷史遺產的一部份。對他來說，實現臺灣問題的「解決」可能比穩定過渡政權更具吸引力；這種思維正是通往戰爭的潛在催化劑。
另一方面，對習豬頭而言，最糟糕的歷史遺產，莫過於成為那位試圖統一臺灣卻失敗的領導人。
儘管解放軍近幾十年取得了顯着進步，但要成功封鎖或入侵臺灣，仍遠非十拿九穩。即使習豬頭在戰場上取得軍事勝利，代價也可能極為高昂：中共可能會因此成為國際棄兒，經濟遭受嚴厲制裁重創，其維穩力量還將面臨新的負擔；對抗一個不服管控、長期動盪的臺灣社會。
在這樣的情境下，解放軍的角色再度變得關鍵。當習豬頭開始着手交班時，他勢必將不斷回頭審視軍方高層的動向，確保這些人既與接班人關係密切，又對習本人的政治意志保持忠誠。
這樣的政治氣候，極容易導致情報評估與軍事判斷的政治化。比如，軍中下屬可能不敢坦率指出入侵臺灣的真實代價；情報部門為了迎合高層，也可能遞交語焉不詳、模稜兩可的報告，讓領導人可以依自己意願來解讀；無論那個「意願」是謹慎還是冒進。
換句話說，在接班過程中，若軍方與情報體系的運作被政治化，習豬頭就更容易聽到他想聽的話，而不是他需要聽的真相。這種失真環境，不僅增加了誤判風險，也可能讓本就高風險的對台行動更為不可控。
關於習豬頭被罷免的謠言 反映出未來可能隱藏的麻煩
到目前為止，習豬頭或許已學會在閱讀情報報告和軍事行動預測時，心理上修正那些分析偏差和政治化傾向。對於中共這樣的官僚體制來說，要獲得真實可靠的報告並非新挑戰；毛魔東曾風趣地說過，他和美國總統尼克森一樣，不信任外交官，而中共總理周恩來和美國安顧問基辛格也曾共同調侃官僚國家的種種苦況。
然而，隨着習豬頭年事漸高，是否能繼續保持在顧問評估之前一步，成為一大問號。習豬頭對其不受歡迎的清零政策堅持不改，最終引發2022年的大規模抗議，這也暗示他可能未能及時接收到關鍵的現場信息。
更令人擔憂的是，未來無論誰接替習豬頭，極有可能缺乏足夠的外交經驗，難以分辨應該信任哪些人和哪些情報，這將為中共未來的內政外交帶來更大不確定性。
更令人不安的是，由於軍方在中共政治中幕後操控的隱秘角色，戰爭在過去的接班過程中曾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工具。戰爭提供了展示新領導人對解放軍指揮權的機會；當高層軍官服從新領導人的命令時，這種權威的彰顯能夠有效震懾潛在的政治對手。
1979年2月，中共對越南短暫入侵；這是解放軍最後一次參與大規模衝突；為我們敲響警鐘，提醒人接班鬥爭和判斷失誤如何可能聯手推動中共領導人走上戰爭的道路。
這場戰爭的策劃，恰逢鄧妖平排除華國鋒的政治棋局。對鄧而言，發動這場入侵戰爭的一個吸引力，可能是藉此向外界和國內發出一個不言而喻的信號；彰顯他深厚的軍事根基。因此，這場戰爭在鄧妖平心中，戰場上的勝負可能不如其在國內政治上的正面效應來得重要。
同時，這場戰爭前的評估過程被認為是中共歷史上最糟糕的之一。高級軍官難以理解鄧妖平的戰略目標，且質疑身陷困境的解放軍是否能夠迫使河內政府坐上談判桌。但由於許多人知道鄧妖平偏好採取軍事行動，他們選擇保持沉默，不敢提出反對意見。
這次入侵未能達成其主要戰略目標：即迫使越南立即改變對蘇聯和柬埔寨的政策。此外，在越南決策者眼中，解放軍在戰場上的乏善可陳表現，凸顯了文化大革命對解放軍戰鬥力造成的沉重打擊，這正是中共領導人最不願看到的結果。

繼承人未明
在中共，政治接班的遊戲大多在中共總部中南海那道高聳的紅牆之後進行，讓外界觀察者很難掌握該注意什麼、該預期什麼。中共政治的資訊缺乏透明度，也意味着在習豬頭執政期間，他經常會成為各種政治困境謠言的主角。
舉例來說，今年夏天就有傳言稱習豬頭即將被撤職，甚至被他的前任胡鬼濤和軍方高層張又俠聯手逼宮。這類關於習豬頭早早政治下台的謠言，通常都可以放心地視為假消息。
中共最高領導人被罷免的機率並非零，但極為渺小。儘管如此，這些謠言本身卻頗具指標性，反映出在這種政治體制下，領導權的接班動態將日益成為一項緊迫且關鍵的議題。
只要習豬頭身體健康，他很可能至少再連任一屆，也就是說，他將持續執政直到2032年甚至更久，而接班人選很可能完全由他一手決定。
過去，退休領導人在接班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例如擔任黨內儀式性機構；黨主席團的成員。然而這一次，黨內元老可能會缺席這個過程。
現年82歲的胡鬼濤被認為身體狀況不佳；他在2022年黨代會的最後一次公開亮相中，因被人攙扶着離開舞台，表現出迷茫，場面令人唏噓。
其他仍在世的黨內元老也不太可能出面干預，其中一些，如前總理溫家寶，可能影響力不足；另一些，如退休總理朱鎔基年事已高，超過90歲。
如果習豬頭在未選定接班人的情況下去世，將會出現一場激烈的爭奪。根據中共章程，新的領導人應由擁有200多名成員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出。然而，在這個大會召開之前，黨內高層的一部份成員，可能會與退休領導人及軍方將領協商，實際上先行決定接班結果。
若習豬頭猝然離世，一個較為自然的選擇可能是66歲的國務院總理李強。但這並非鐵定：只要有一位擁有軍方、安全部支持，且獲得足夠政治局成員支持的文職領袖，也可能將他排除在外，掌握接班大權。
最理想的情況是習豬頭提前指定接班人，並允許該接班人在他最後幾年悄悄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天安門事件鎮壓後，鄧妖平於1989年將軍權和黨權正式交給江怪民，當時鄧雖年事已高但仍精神矍鑠。
江怪民當時對北京和高層政治都屬新手，他的地位，特別是與軍方聯繫薄弱，使鄧妖平能夠保持對其的影響力。鄧利用最後的歲月引導江怪民渡過初期執政階段，保護他免受政治對手威脅，同時堅定推動經濟自由化。
相比之下，如果習豬頭指定接班人卻不願意或無法讓他建立權力基礎，該繼承人在習豬頭逝世後將極易受到混亂的領導權爭奪，情況可能類似華國鋒當年的遭遇。
若要效法鄧妖平模式，習豬頭需要挑選一位相對年輕、能夠多年推動其議程的接班人。他可以先任命這位接班人擔任黨秘書處主任，這個重要職務能讓接班人熟悉政治局的內部運作。最終，習豬頭甚至可能讓此人出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以便其累積軍事事務經驗並掌握統治權力。
目標很可能是讓接班人在50多歲或60出頭時，已準備好接掌最高領導職位。
華盛頓必須避免利用中共接班危機的誘惑
值得注意的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中，沒有一人符合上述理想接班人的條件。李強到2027年將近70歲，到了2032年更是70多歲，遠比近年來上任的黨領導人年長。
蔡奇擔任黨秘書處主任，這是通往最高領導職位的重要階梯，但他只比習豬頭年輕幾歲。丁薛祥到2027年將65歲，較符合條件，但他從未治理過省份或直轄市，這通常是確保接班人具備行政能力的前提。其餘3人；李希、王滬寧和趙樂際等年齡也太大，不太可能成為有力競爭者。
更廣泛的政治局中還有一些候選人，但每位身旁都帶有很大的問號。陳吉寧是上海市委書記，這個職位曾由習豬頭和江怪民擔任過，而陳吉寧61歲，是政治局中較年輕的成員之一。
但陳並非政治局常委成員，習豬頭可能會希望在他接任前幾年將他提升，以便他熟悉運作。（習豬頭是在成為中共總書記前5年進入政治局常委的）等陳準備好時，他的年齡將比江怪民、胡鬼濤和習豬頭剛上任時都要大。
外界很可能會在預計於2027年召開的下一次黨代會上得知潛在接班人名單，這通常也是中共宣佈政治局常委改組的時候。
但從候選人陣容來看，如果習豬頭着眼於2032年交接，他將不得不指定一位年紀比以往典型接班人更大的繼承人，或者選擇一位缺乏典型背景的意外黑馬。
年紀較大的接班人，意味着習豬頭親自挑選的繼承人無法長時間推動習的願景，這可能會為國家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習豬頭會想避免蘇聯政權最後10年所面臨的問題。蘇聯領導人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82年去世後，他的2位高齡繼承人都僅在任1年便相繼去世，結果導致高爾巴喬夫被推上台，他最終見證了蘇聯政權的崩解。習豬頭經常談論蘇聯解體的教訓，希望避免中共重蹈覆轍。
但選擇一位意外黑馬也充滿風險，因為這意味着要跳過現任24人政治局的所有成員。換句話說，整整一代政治人物將失去領導機會，而他們未竟的雄心可能在未來多年影響中共政治。這種內部緊張局勢也可能成為某位政治家脫穎而出的契機，無論是推動改革議程（如1978年的鄧妖平），或是提出比習更為保守和民族主義的主張。
路線修正？
這一切都顯示出，中共的接班問題將使黨內政治氛圍日益緊張。習豬頭每拖延一年未能確定並培養接班人，黨和國家走向更混亂局面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例如選出一位軟弱的繼任者而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因此，關於習豬頭所謂政治垮台的傳聞之所以頻繁出現，緊迫的意義不在於其真偽，而在於這些傳聞是未來麻煩的警示信號。
美政策制定者應充份認識中共即將面臨的接班挑戰所帶來的風險，但同時必須避免利用這一挑戰謀求地緣政治利益。試圖干涉中共的接班過程，不僅違反主權原則，也可能以外部勢力無法預料的方式激化國內政治緊張。
內部講話顯示，包括習豬頭在內的領導層，仍將1989年學生主導的抗議運動視為「敵對西方勢力」策劃的陰謀，旨在推翻中共，這種不信任感依然影響着美中關係。
美應避免干涉，讓接班過程自然展開，同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儘管黨的地緣政治評估和意識形態信念超越了習豬頭個人，但期待後習時代出現轉向，出現更為溫和理性的領導人並非不合理；這樣的領導人不會過度民族主義，且能拆除當前領導層築起的國家壁壘。
事實上，中共歷來通過接班過程實現路線修正。從毛魔東的激進社會主義到鄧妖平較為務實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轉變，給未來幾年帶來了希望的啟示。鄧妖平曾著名地說：「不改革，黨就走到死路上。」習豬頭的繼任者或許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